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警察自由裁量权

　　（三）排除规则的命运走势：法院的不断退却

　　21世纪以来，法院发现越来越多的警察非法或者不当侦查行为，不可能通过排除规则予以遏制。其中有两个判例是有代表性的。

　　判例1．2006年的Hudson v．Michigan案。在1998年8月，当Hudson听到警察在门外叫喊时，他正在密歇根的家中，一支装有子弹的枪就在其身旁。三到五秒钟后，警察穿过没有上锁的门并逮捕了他。这次进入，密歇根方面事后也承认违反了“叩门并宣告”（Knock—and—announce rule）规则，该规则要求警方在住宅进行搜查时，首先宣布他们已经在门外，并在进入之前等候一段合理的时间。本案中，进入住宅的行为是一种宪法性违法，但法院认为，排除规则的目的在于遏制警察的非法行为，当这种遏制成为不可能时，排除的需要也就为零了。（注释14：Hudson v．Michigan，126S．Ct．2162、2163（2006）．）

　　本案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引发了如下争论：排除规则针对警察违法行为到底该走多远，以及警务工作的提升与司法介入的关系如何处理？最高院的多数派主张，应当给予现代警察更大程度的司法尊重。他们称赞了警察部门日益提高的职业精神，包括一个新的重点——加强警察内部的纪律惩戒。而且，全美警察部门越来越认真地对待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其中，大法官Scalia进一步指出，结合警界的现状：不断提高的警务培训、上级监督、对宪法保障的尊重、内部的纪律惩戒、民事救济、职业精神、先进的组织结构以及公民监督，如今与当年作出马普案时的情形相比，法官介入警察实务的需求已经非常小了。（注释15：Hudson v．Michigan，126S．Ct．2168（2006）．相关讨论还可以参见Retreat：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New Police，Harvard law Review，2009，vol．122. pp1719-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