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法律运作机制调查与研究

　　假释是一种附条件地提前释放的制度。我国刑法中的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以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假释的本质条件是在服刑期间必须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对此，我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确有悔改表现，不致违法、重新犯罪，或者是老年、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致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特殊情况”，是指有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和减刑制度一样，假释制度同样具有较强的激励和促进罪犯早日回归社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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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刑假释作为我国刑法中两项重要的刑罚制度，无论是在我国行刑法中还是在行刑实践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减刑假释这两项法律制度都属于刑罚的具体运用，因此，从根本上说，减刑假释制度的刑法基础在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减刑假释制度源自和服务于刑罚目的。换而言之，刑罚目的决定了减刑假释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追求，因而是减刑假释制度的灵魂。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正确指出的，“刑罚目的不仅在刑罚创制与刑罚适用过程中得以体现，而且一直贯彻到刑罚执行的过程之中，指导着一个国家的行刑政策和行刑实践。为了收到满意的行刑效果，行刑的方式、内容、制度等都应当与刑罚的目的相吻合。因此，刑罚目的也是刑罚执行的指导方针之一，它对于刑罚执行的过程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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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刑罚的目的，在我国刑事法学界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此，陈兴良教授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应是一元的，而应该是二元的，这就是报应与预防的辩证统一。” 刑罚目的二元论的立论根据在于，“犯罪具有双重的属性：作为已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未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再犯可能与初犯可能相统一的人身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这就是犯罪本质的二元论。立足于此，刑罚作为犯罪的扬弃，其功能应当是具有相应的二元性：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从刑罚功能推论出刑罚目的，当然也具有二元性：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 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公正原则，因此，报应是制约着刑法正当性的目的，是刑法保障机能的体现。预防则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效率原则，效率原则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预防是决定着刑罚效益性的目的，是刑法保护机能的反映。报应与预防的统一，要求在创制、适用、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同时兼顾报应和预防这两个目的。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二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在行刑阶段，行刑者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判处确定之刑的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具体犯罪事实，采取有效的改造措施，消除其再犯可能，成为主要任务。因此，主宰着行刑的是刑罚的预防目的。根据犯罪人改造表现，可以实行减刑假释等制度，从而充分体现刑罚的预防目的。但根据刑法规定，减刑和假释都受原判刑罚的限制，这就是对报应的兼顾，以免一味追求刑罚预防目的而有失公正。同时，对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人则不得实行加刑，除非在狱中犯罪可以依法判处，这也表明报应这一刑罚目的在行刑过程中并非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