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些认识

　　2009年是思想第二次解放蓬勃发展的突破年，09年思想解放的主题是公平与效益结合，制度创新，明确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很高兴看到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引领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英雄所见略同，共有制的非劳动分配、社会分红、全民财产收益全民均享等等设想在09年将会成为更广泛更完善的共识.

一直以来，本着随缘学习思考，随性所致，也没有刻意的要达到什么目的，好像一切都是自然的，师古人亦师造化，一个线头开始，将自己扯进知识的海洋，从此不得安生，但是也不断得到种种思考收获的喜悦。扯进如今的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扯到了制度创新，好像有自己那么点事，回头看看，好像是老天在牵着线头在把自己往前推，不经意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

关于共有制，应该算是一种制度创新思维吧，至少在形成相关思考之前，自己没有了解过什么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的资信。其实本人共有制度思考的起源思考应该来自深圳的股份合作制的思考。应该是刚上大学不久的时候，从报纸杂志上看到深圳万丰村书记潘强恩的有关文章，感兴趣向潘强恩索要了相关的资料开始研究的。有关学习思考随着大学课程的推进和学习思考的深入，开始形成相关的雏形，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关研究。如今的思考所得，应该已经不是最初的设想了。

这里还要扯扯自己学习的一些经验所得，本人的经济学还有社会学的学习思考没有严格的课程规范，基本都是处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的状态，之前的报刊杂志、如今的网络是我最主要的学习资料来源，书籍只是知识性的补充来源。回头来看，我认为这条路走对了。社会学是群体实践的实证科学，不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很容易陷进理论知识的误导。而社会科学很多领域应该是没有永远的既定结论的。而社会学科的学习，应该从最基本的概念理解甚至是研究入手。我在大学时期形成的专着《共有论》基本就是大学时期研究最基本的经济学现象及其概念的学习经验，最后形成自己对经济学的新的分析。关于经济的泡沫效应分析理论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而对于经济制度的研究分析，也是从90年代初期最热门的股份合作制入手的，从最基本的产权等基础制度概念开始的。形成最开始的共有制度的设想也是对于当时的股份合作制合理成分的推衍。没想到如今的两大方面的结合，会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的颜渊。对于社会学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教育等领域，我也是从实际问题研究着手，从最基本的理论概念开始，如社会学的社会自组织原理的思考等。最近对于相关的一些概念，比如民主、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等等的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相对切合实际的一些思考和认识，突破一些固有的概念框框，做出批判和提出新的意见，也是贯彻自己的学习思考方式的结果。

说这么多，也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关于制度创新，人民实践的自发制度突破的创新是一回事，而理论上的突破创新又是另一回事。人民实践的自发制度突破创新，比如股份合作制在我国的实践，肯定是有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但是，制度的完善性由于自发而不具有理论指导，还有历史条件限制往往是有所缺憾的。本人跟踪股份合作制已经有十几年了，深圳股份合作制的现状，充分说明了这一制度相应的过渡性质。作为一种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结合体，中间摆下一个集体股，产权的主体到位安排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应的运作的扭曲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国有企业也是一样的性质。相关制度不会因为个别企业的运作管理成功而说明制度的合理性，普遍性的东西反映才是本质的。产权主体到位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其运作的规范性就成问题，制度的扭曲或者是运作的效率始终要出问题，而且必然是普遍性的。关于共有制度的全民所有权益为什么最后要明确到具体的个人头上，其运作考虑也是这个问题。将权益最终落实在上市公司和各种权益投资上面，而不是寄托于所谓国有国营然后上缴利润等的做法，主要就是要充分保障权益的明晰和社会化监控的到位。这是理论上的创新思维的定位的区别。关于这一方面，社会分红、全民财产收益全民均享等设想的完善建议能与共有制设想互相参阅，共同完善。

这里回头来看看，崔之元关于制度创新的一些提法，比如反对制度拜物教，在我看来，假如是从最基本的理论和概念研究起，压根不会有对于既有制度的所谓制度拜物教的概念，因为在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制度都是有所缺憾的，而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必须依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安排的，不可能认死一个什么制度。而只有当对制度概念模糊，只作泛泛的概念文章的时候会出现相关的现象。崔之元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创新的认可而反对有关其过渡性的认识的提法，应该说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关制度现实和经济制度理论的必要。

其实从西方所谓批判法学提出的权利束来看，或是产权相关的权益分割来看，制度安排是有很大的灵活空间的，但是诸多的制度组合之中，是有优劣之分的，所以也就有了产权相关理论研究的必要性。股份合作制是一种过渡形态的制度创新安排，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安排，而能够争取走向更加合理的股份制安排，怎么简单以一个制度拜物教就一棍子戳死？所谓制度的优劣比较肯定是有其道理的，反而所谓的制度拜物教的概念是不能乱用的。严肃的学术是很深入、很具体的，就像西方法学的研究都深入到制度经济学相关的权益分割方面的设置一般，不会轻易使用没有具体对象的空泛的评论词汇。中国要在方方面面实现制度创新，应该制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出现拜物教程度的言论也是正常的，要在理论上进行具体争论，而不能启用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空泛评论词汇。即使制度拜物教某种程度存在一些学者身上，只要消除学霸现象，进行具体学术争论，真理始终还是真理，拜物教观念不见得会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