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

　　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 。

　　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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