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周作人终其一生在寻找一个人类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源头。我们看到，周作人的　小品文始终是非常平和、淡泊、学理化的，思想里有一种非常透彻、非常澄明的智慧，　而且他从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都是对话或者小品，三言两语，表达智者的一种启示。　这样一种雅典式的理性精神后来也就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制约知识分子的倾向　：坚守自己的民间岗位，探讨知识与学理，不迷信任何权威，尊重普通人的平凡欲望和　世俗尊严，等等。我读过一本研究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的书，作者把周作人与这种希腊　精神的关系分析得很贴切，他是这么说的：“《卢奇安对话集》写于早期基督教时期，　跟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对神的批判有所不同。卢奇安止于对神的质疑和后人　对荷马史诗的在宗教意义上的迷信态度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有着将神话还原为艺术作　品的作用。他并不像一些启蒙主义者那样暗中期望作神的取代者，作人类的精神导师。

　　因而也没有试图在推倒神坛之后建立新的神坛。卢梭就是这一类启蒙主义者的代表。然　而在批判精神和叛逆精神一面，卢奇安跟后者是相通的。在一点上，翻译家周作人亦是　跟西方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神气相通。周作人自己一定没有意识到，启蒙主义已经浸透　到他的每一条血管里，包括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难以更换的人类精神导师的道袍。周作人　与卢梭们的不同，或许在于他慢慢地不想做那一呼百应的神，只想做一个人。这恐怕主　要得益于古希腊文学和古代日本文学。”(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这位研究者用了一个词：慢慢地，来说明周作人从“五四　”初期的启蒙主义者到后来的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使他“慢慢地”与卢梭式的启蒙　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的“广场”的价值取向划分了界限，这个变化，也可以看　作是古希腊的雅典精神和古代日本文学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者早已经把古希腊的雅典精神与斯巴达精神视为欧　洲文化的两种源头。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这么来理解西方文化的渊源。公开揭示出　这一现象并引起广泛注意的是顾准的遗著。顾准在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的《僭主政治与　民主》一文里专门指出：“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　了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的潮流就不对了。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　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　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　头政体的水平上。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　，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　994年版，第256页。)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追求现　代性的意义的向西方攫取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同样会遭遇到两种传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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